宗教论文5200字范文_宗教毕业论文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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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论文5200字范文(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有关宗教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方法论的当代价值和启示论文

 

  【摘要】在当下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背景之下,研究梳理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和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方法论无疑更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只有这样,我们真正做到以宗教的态度来对待宗教,才能还宗教以宽容、大爱、关怀普世的本来面目,既不鄙视轻蔑之,也不恐惧担忧之,既不“远观”之,更不“亵玩”之。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宗教;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1-0017-02

 

  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于宗教的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方法论的思想

 

  一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指从马克思到列宁为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社会主义理想和立场出发,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宗教,基于现实的经济社会状况和历史时代背景的考量形成的一套关于宗教思想的完整理论学说,这套学说包括对宗教的性质、起源、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基本观点和看法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国家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具体方法论。其中关于宗教的性质、起源和发展的相关内容历来被人们所重视,并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在当下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背景之下,研究梳理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和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方法论无疑更有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

 

  1.1有关宗教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这里,马克思把宗教比作鸦片,这个比喻虽然不是马克思的原创,但是他却将宗教的社会功能和鸦片最深刻贴切地联系在一起,宗教恰似鸦片让人欲罢不能,麻醉着人民的精神,缓解现世的苦难,补偿那些受剥削受压迫人民在现实生活中无法现实的理想,带给人们以虚妄的幸福,让人们相信此生的悲惨命运在上帝那里可以得以拯救,这样才可以为了升入所谓的天堂而忍受尘世间的地狱之苦。这样人民就会顺从不公,安于现状,从而维护压迫人剥削人的阶级统治。马克思还认为宗教作为一种颠倒的世界观,为这个“颠倒的世界提供精神上的安慰、道德上的核准、理论上的辩护”。

 

  列宁从当时俄国的社会状况出发,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宗教及其本质进行了论述:“对于工作一生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在这里突出强调了宗教作为压迫阶级维护统治的除去刽子手职能之外的另一种职能,即牧师的职能。之后他还发挥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认为:“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也就再次强调了宗教在阶级社会里为统治剥削阶级服务的本质作用。所以恩格斯认为人类面对宗教所要做的就是彻底地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唤醒人的自我意识,把人因宗教而失去的内容还给人。

 

  当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承认宗教在历史上对文化的推动、哲学的发展、民族的形成、人民起义和革命的爆发等方面产生过积极的影响,不管这种影响是主动还是被动,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随着研究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看到了宗教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有中性甚至是积极的一面。“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个辩护的总根据。”作为有宗教信仰的人来说,宗教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宗教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为其存在的合理性做辩护,但同时宗教也是人们对自己内心的审视和反思,也是人们追求美好道德、净化灵魂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一种方式。此外马克思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到:“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被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在这里,马克思首次明确提出并充分肯定了宗教和理论的、艺术的、实践—精神的方式一样,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掌握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同样,恩格斯还看到“路德通过翻译圣经给平民运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武器。”也就是宗教可以成为人民抗争和革命的武器,当无产阶级掌握着“宗教外衣”的时候,就可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和呼声来砸碎旧世界,创造新天地了。

 

  1.2有关对待宗教的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首先在根源上认识了宗教的本质之后就应该彻底批判它,让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看清宗教的真实面目,然后从宗教带给人的虚幻的世界中勇敢地走出来,重新关注现实的世界并且努力改变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创造新世界和新秩序,“这种批判撕碎锁链上那些虚构的花朵,不是要人依旧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而是要人扔掉它,采摘新鲜的花朵。”而且“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

 

  但同时,马克思主义也认为当现实中宗教还没有到消亡的成熟条件时,应该允许其存在并且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宗教作为人的一种精神需要应该得到满足和认可,作为一种信仰活动应该得到尊重和保护,“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满足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不受警察干涉。”而列宁也指出宗教信仰是公民个人的私事,“每个人不仅应该有相信随便哪种宗教的完全自由,而且应该有传布随便哪种宗教和改信宗教的完全自由。哪一个官吏都管不着谁信的是什么教,这是个人的信仰问题,谁也管不着。”但是对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则不是。

 

  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在中国化过程中的反思

 

  诚然处理当代中国的宗教问题有两个很难绕开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症结,即无神论和为唯物主义,正是在这个认识基础上,间接导致了我们在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并且使之中国化、民族化、本土化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

 

  2.1把宗教简单化、神秘化,把信教群众对立化、两分化,把宗教工作单一行政化

 

  把宗教宗教的性质简单化、神秘化,粗暴地理解为被我们所熟知的几句话:一是“宗教是唯心主义”,是“颠倒的世界观”,甚至认为宗教就是迷信。二是“宗教是科学的敌人”,宗教必然阻碍科学发展,科学发展必然消亡宗教,剩下的只是时间进度的问题。三是“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对人民的作用都是负面的消极的不合理的,就应该限制它进而取缔它。这种思维可以说一直都存在,哪怕是改革开放以后直到现在,仍然在不同程度上把宗教作为一种敏感、有风险、影响稳定的不安定因素,总是和政治认为惯性地挂钩,表现出来就是以异样,对立的眼光来对待,百般限制、防范,然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意识无意识地加以宣传,讲宗教事务扩大化、特殊化、政治化,把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区别对待。这可能也是我们在5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在“文革”期间宗教政策被随意批判抛弃,宗教事业停滞甚至毁灭打击,信教群众受到无辜摧残迫害的主要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偏离了或者极端化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的相关论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2片面强调突出宗教价值的工具理性,而无视、抛弃其更为核心更为本质的价值理性

 

  宗教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社会意识,又是一种社会实体,是基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而企图克服有限达到无限超越境界和作为一个生命体渴望被终极关怀的一种历史文化的创造物,同时又在人类漫长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形成宗教自身的客观逻辑。人类创造了宗教,宗教在和人类世俗世界若即若离的彼岸关照眷顾人类,这本可以是一种美妙的和谐,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体现的是一种价值理性的向往和追求。虽然我们从此刻宗教存在的状态来看,它和社会构成各要素之间总是保持着一种时刻不断的互动张力之中,而且宗教对于社会也有很多的功能和作用,例如①社会整合功能;②社会控制功能;③心理调适功能;④个体社会化功能。而这些功能和作用不是人类创造宗教的那一刻起就预设好的,也不是各个宗教的创始人可以想象到的,而是在宗教历史和人类社会历史的交织中展现给我们的,并不是人类工具理性的展示:人类的行动只由追求功利的动机所驱使,行动借助理性到达自己需要的预期目的,行动者纯粹从效果最大化的角度考虑,而漠视人的感情和精神价值。宗教因为其自身的性质和属性,自然会产通过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等方面来影响信徒的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总而展现出其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而人为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割裂,出于世俗需要而一叶障目,无限拔高宗教的工具理性,使之脱离价值理性,凌驾价值理性。中国历史作为一个政治一级独大的漫长稳定的社会形态,利用宗教,随意揉捏宗教为政治服务是一个历史的惯性,历朝历代都有因为政治统治需要和统治者个人好恶而通过权力意志左右宗教兴盛的记录,而现在的中国社会,可以说政治仍然是社会形态的唯一核心因素,仍有通过不可挑战的强大意志来控制宗教的趋势,例如把宗教作为维护民族关系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和重要工具,认为只有把“处理”得好,“解决”得好,政治权力的运作才会顺利。

 

  3.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有关宗教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方法论当代价值和启示

 

  3.1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当代价值和启示

 

  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并不是一个完整科学的宗教学理论体系,也并没有能穷尽人类理性看待宗教的各个角度各个方面,而且经典作家们更多是从当时欧洲社会经济和政治角度来阐释宗教这一个复杂、悠久的人类历史文化现象,最终是为了指向革命变革,从而忽略了宗教作为人的情感、心理和精神层面的存在价值,此外中西方的世俗世界和神圣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是迥异分殊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作为我们认识宗教、研究宗教、对待宗教的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别的思想一样具有很强的历史穿透力和时代洞察力,并且这也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创新得思想学说。当下,我们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努力推动宗教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相协调,将宗教作为一种来充分发挥其社会文化现象的积极作用的背景下,来反观其宗教观依然具有比较强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首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我们处理好宗教事务、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的重要法宝。其次,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我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新的路径,为防止和抵御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企图提供了理论指引。最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发挥宗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价值提供了政策原则和实践指南。

 

  3.2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有关宗教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方法论对当下宗教工作的启示

 

  以史为鉴,对我们当下宗教的理解不能只基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只言片语,而忽略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一些观点和论述作为亘古不变的经典教条,使之机械化和工具化,而应该将它视作一个开放的系统,扬弃过时的或者被证明是不合理的部分,发扬其科学的精髓和丰富内涵,尤其重视其对宗教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方法论的的科学经典论述,并不断吸收新鲜的时代特色和内容,做到与时俱进。为此我们在处理宗教事务和开展宗教工作的时候应该做到:

 

  要敢于破除政治至上,政治独尊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惯性思维,充分展现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氛围和政治自信。不能简单地将政治作为所有事务的唯一核心,而把别的方面简单粗暴贬斥为工具,以至于把宗教工具化,为政治服务而具有随意性,不尊重宗教作为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的意义,以至于在经济至上的背景下宗教又很可能再次沦为追求经济繁荣、数据漂亮的一个可怜的披着神的外衣和“婢女”。在宗教事务方面应该充分体现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角色转换,努力推动宗教工作去行政化和宗教工作的社会化,而政府应该做的只是引导宗教发展和社会主义事业大方向的相契合,和服务信教群众,真正尊重保障信教群众的各种权利。

 

  要懂得重新认识理解、能够认识理解、善于认识理解宗教的本质、功能和存在的价值意义,真正把它作为泱泱中华文明中灿烂古老文化的一个因子,展现我们的文化自信。

 

  总之,当前要推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宗教事业,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尤其重视其中关于宗教的作用和对待宗教的方法论的相关经典论述,坚持宗教信仰自由,辩证分析和高度重视宗教的二重性,充分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正视和消解宗教的消极作用,从而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框架内,积极引导宗教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只有这样,我们真正做到以宗教的态度来对待宗教,才能还宗教以宽容、大爱、关怀普世的本来面目,既不鄙视轻蔑之,也不恐惧担忧之,既不“远观”之,更不“亵玩”之。

 

  宗教毕业论文指导(二):旅游对宗教的影响研究新进展:宗教物质、仪式和旅游感知论文

 

  摘要:旅游对宗教的影响是旅游影响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文章在对国内外学者相关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梳理了当前旅游对宗教的影响研究的三大主要议题: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影响、旅游对宗教节庆仪式的影响、宗教人士和宗教社区居民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等。通过综述发现,目前旅游对宗教影响研究在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反思相对不足;研究对象局限于舞台化、商业化的宗教旅游情境,而对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同宗教事件和旅游的关系研究缺乏关注。期冀本研究回顾对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实践层面的思考。

 

  关键词:旅游影响;宗教物质;仪式;旅游感知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5-0144-07

 

  引言

 

  当今社会,宗教和旅游紧密交织。旅游作为最大的跨越国家边界的人口流动,是全球化生活的基本形式,无处不在[1]。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宗教政策的变革以及大众文化旅游的兴起,传统的宗教圣地,诸如佛教、道教名山等,成为游客热衷的旅游胜地。宗教旅游还被嵌入民族旅游等其他形式的旅游活动中。在民族旅游场域中,宗教是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游客凝视的核心吸引物。地方信仰和宗教文化由于具有展演性、文化和经济价值而被商品化或遗产化[2]。日常生活转向下,学界对民族旅游地宗教的关注不仅包括制度性、文本化的宗教形式,还涉及非制度性宗教、民间信仰等宗教实践层面,研究对象也从宗教权威转向当地居民[3]。

 

  旅游对宗教的影响是旅游影响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20世纪90年代,萨格勒布大学经济学系的教授Vukonic的著作《旅游和宗教》,首次对宗教和旅游的关系进行研究[4]。Vukonic教授对旅游影响持积极和乐观的看法,认为:“旅游为人们提供了满足个人精神需求和个性发展的环境,在整个旅游现象中存在很多精神的,甚至是神圣和宗教的思想”[5]。近20多年来,旅游对宗教的影响研究内容涉及旅游对地方宗教环境、仪式的影响和作为宗教旅游社区主体的当地居民的旅游感知等方面。但是仍存在二元化的结构性视角解读[6],以及对旅游情境中宗教的整体性探讨不足等问题[4]。旅游社区的宗教充斥着“调适”与“变迁”[7],宗教和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物质c0f480651b1dde40c0f5f04cfd97a099表征、文化意义不断经历着解构和再建构,这预示着开展旅游对宗教影响研究的紧迫性和时代性。对其研究有助于协调旅游和地方文化保护、发展的关系,为解决地方文化同质化、单一化,促进地方文化活化和多样化发展提供解决途径。

 

  由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分别从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影响、旅游对宗教节庆,仪式的影响、宗教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等主要议题展开综述,在此基础上总结研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一、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影响

 

  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影响研究,涉及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旅游对宗教景点的宗教物质影响两个方面。

 

  (一)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旅游影响的积极或消极结果、旅游影响的因素等方面。在旅游的消极影响方面,研究运用世俗化、文化商品化等视角,主要观点包括:(1)旅游发展给宗教社区带来负担,败坏宗教传统和社会价值,危及信徒恪守礼仪、安全性、世俗化等[8];(2)為了吸引游客而发明或扭曲宗教传统来赚钱。学者对巴西和古巴的宗教市场和商品化的研究聚焦于传统宗教作为文化旅游的大量推销,这些研究批判了政府卷入所导致的神圣地方的变化结果,如商品化和宗教“骗子”产生等[9];(3)非法交易、文化商品化和文化适应。El-Bakry指出穆斯林的高成本的Hajj旅行,促使当地货币率的非法交易量增长。此外,大量宗教游客的到来导致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导致了文化商品化和文化适应的过程[10]。例如,斯里兰卡真实的朝圣已经让位于结合朝圣和娱乐的大规模的旅游。安达卢西亚朝圣中的宗教仪式向国家节庆的转变为当地人带来的冲突和问题[11]。

 

  在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积极影响方面,主要运用原真性、文化保护等视角,指出旅游带来宗教影响力的提升、促进了当地居民对宗教景点的保护、为宗教景点修复和保护提供资金支持、提升经济和创造工作机会、地方仪式的传承和保护等。例如,VukoniE研究指出,默主歌耶作为一个圣母玛利亚访问过的宗教地方,虽然天主教的官方保留对圣母玛利亚探访的真实性,但是默主歌耶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参观对其产生深远的影响,促使默主歌耶的影响力超越南斯拉夫的边界[12];Woodward对英国大教堂城镇、神圣的康堤城市和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的案例研究指出,宗教景点的旅游活动是很多信仰制度和组织的重要收入来源,为修复和保护提供资金。在广泛的目的地经济发展中旅游可视为刺激因素,创造工作机会和支持当地经济[13]。刘晖的研究指出,阿拉伯国家发展宗教旅游带来客观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推动基础建设的发展,并借助宗教旅游改善了政府的国际形象、提高其国家的宗教、政治和国际影响力。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了民族旅游对地方经济发展和传统仪式传承和保护的作用[14]。陈素华等对黔东南郎德苗寨的研究发现旅游中当地居民以民族歌舞的展演形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具体实践结合,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15]。

 

  近年来,学者们基于市场、空间等视角从积极和消极的双向影响进行分析。Carboni等从市场战略的视角指出世界范围内对穆斯林导向的旅游日益增长,由此需要加深和拓展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伊斯兰教和旅游的研究[16];还有一些研究从空间的视角探讨了神圣空间在旅游的使用中所受到的争议。Digance指出,无论是传统和宗教的或现代和世俗的朝圣都在世界范围内盛行,大量研究表明神圣场所的进入和使用存在争议。在乌卢鲁的案例中这些争议牵涉到持有这些神圣场所的传统的所有者,管理者和商业开发者[17]。Shinde对印度朝圣中心--迪鲁马拉-迪鲁帕提的研究强调旅游给地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18]。然而,宗教旅游也会间接地促进目的地环境的改善,例如,Gil&Curie指出西班牙城镇德乌年度朝圣节中,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资金支持改善了当地的环境质量[19]。

 

  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影响因素方面,包括游客数量、市场交流、基础设施等。tefko等采用定量研究的单因素分析和方差检验方法对斯洛伐克的朝圣旅游进行研究后指出,虽然目的的自然和历史价值地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但是由于缺乏市场交流、基础设施等阻碍了斯洛伐克朝圣和宗教旅游的发展[20]。上述研究中,多数肯定了宗教旅游地受到宗教游客较强的影响。针对旅游影响构建模型也是西方学者所一直关注的焦点。Shinde提出一个动态的宗教旅游模型,有助于进一步研究宗教游客和东道主社区的互动及其影响[21]。

 

  如图1所示,由于游客与宗教体制的直接接触,对东道主环境有直接的影响,并对当地经济和社会产生间接的影响。宗教旅游最先和最明显的影响是通过参观宗教景点和游客与宗教制度的联系。然而,神圣景点通常周围都是以宗教为导向的商业和设施,例如纪念品商店,旅行社,酒店和为当地社区服务的医院。尤其是旅游纪念品的出售,例如圣水,图标和蜡烛或其他关于收益的宗教的图形[10]。

 

  (二)旅游对宗教景点的宗教物质影响

 

  目前,旅游研究中对宗教物质的关注,主要涉及宗教景观和旅游的关系、宗教景观的资源开发、宗教建筑的旅游类型、规模、功能等。Hudman&Jackson探讨了摩门教堂与朝圣相关的旅游,指出朝圣并不是摩门教堂的官方信条,摩门从事旅游的模式强调参观摩门景点,创造朝圣旅游,包括参观庙宇、圣经的景点,与摩门经相关的景点以及教堂的历史。最重要的朝圣目的地在盐湖城,这里的庙宇可以接受最大数量的朝圣旅游者[22]。王亚欣,洪泉湖通过对台湾地区著名佛教道场的实地考察,总结经验以此对国内佛教道场的开发进行指导[23]。近年来,少数研究对宗教仪式中的食物进行探讨。AramSon和徐红罡基于宗教食物作为旅游吸引物的研究不足,尝试探讨佛教寺庙食物在西方游客体验中的作用[24]。

 

  二、旅游对宗教节庆、仪式的影响

 

  旅游对宗教节庆、仪式的影响涉及旅游中仪式的内涵和意义变迁、仪式行动主体的话语和旅游族群性重构、旅游对不同仪式影响程度以及行动主体的“身体在场”。

 

  (一)旅游和仪式的互动研究

 

  在旅游对仪式的影响方面,早期研究从旅游给地方仪式带来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两个层面进行思辨。例如,格林伍德和斯蒂法妮·扬就西班牙巴斯克人对“阿拉德”仪式的文化認同展开辩论。格林伍德认为巴斯克人对其文化认同出现了弱化甚至丧失的情形。而在旅游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斯蒂法妮·扬发现,在政府干预下,其仪式内涵发生变化并逐渐成为彰显其巴斯克性的表征符号[25-26]。近年来,旅游和地方仪式之间的互动所引起的地方文化再造、社会秩序和族群性重构等问题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杨青青从原真性的视角探讨了作为文化嫁接的大铜鼓如何通过仪式从旅游吸引物演变成传统文化的象征物的神圣性再造过程[27]。刘俊,成天婵以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探讨了展演仪式组织阶段资本与地方间互动与协商,以及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28]。郭文和杨桂华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指出旅游介入后,传统仪式实践和现代性进行了协商,传统政治治理形式遭到消解,并出现结构性张力,资本带动日常空间更迭,并使地方空间发生转向[29]。

 

  此外,少数研究探讨了旅游对宗教仪式影响的程度,体现为游客数量、范围和持续时间的差异。Cohen对泰国两个不同的精神信仰节庆-普吉岛的中国素食节和泰国中心佛寺的文身节的研究指出,在范围和持续时间上不同,游客对这些节日的可持续影响程度也不同。考虑到两个节庆的差异:素食节是壮观的,对观众来说是通过精神媒介的展演,游客被邀请作为“客人”;纹身节是一个仪式,鬼在他们周围,并不想游客展演,游客并不受邀,被认为是“闯入者”。这两个节庆仍然是可持续的,他们的差异在于对游客数量的敏感性:素食节能够接收大量游客,而文身节中的少许外国游客被认为是干扰的,有少量的人数增长[30]。

 

  (二)旅游中仪式主体的“身体”

 

  旅游中的仪式主体包括本地居民、旅游从业者和游客。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游客和本地演员[31]。一是从旅游者性别差异和具身性视角,探讨旅游活动中的游客的多重感官体验,如狂欢节庆与身体体验[32];异性恋者加入同性恋游行,对旅游活动中主客、生物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的消解等[33-34]。二是从旅游从业者的视角,探讨表演者身体的社会表征和形塑。冯智明(2018)以广西龙胜瑶族“六月六”晒衣节为例,探讨红瑶女性的身体展演所展现的文化变迁现象[35]。

 

  三、宗教人士和宗教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一)当地宗教人士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从早期西方宗教人士的视角看,旅游给宗教景点神职和信徒的典型感知是威胁,旅游是对宗教景点神圣性不利的活动、需要对宗教景点进行保护、败坏当地宗教传统和价值观等[36]。已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语境下的基督教环境,而对非西方语境下其他宗教人士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方面关注不足[37]。

 

  近年来,有少数学者开始关注非西方语境下宗教僧侣和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态度,及其影响因素。Shackley指出佛教僧人在潜在收入驱使下,允许游客打扰他们的宗教节日;这也造成一系列问题:商品化,宗教真实性,精神价值的稀释等[38];随后的研究中Shackley指出,佛教权威对游客的态度是模糊的。最受欢迎的是外国游客的涌入为获得现金捐款、展示当地传统,宣扬佛教教义提供了机会[36]。在此基础上,Wong等研究指出有关佛教朝圣景点的研究较为缺乏,尤其是对寺庙景点中的僧尼在接待游客时,对游客的感知和认识的研究较少。他们在普陀山旅游中佛教僧尼对在神圣之地游客存在的感知研究发现,佛教的情景中僧尼对旅游的认知基于他们信仰的深度[36]。随后,陈炜等在对汉传佛教旅游地广西桂平西山的僧人满意度研究基础上,运用理论筛选、因子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地僧人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并对调查结果进行IPA分析,探寻影响当地僧人满意度的关键因素[39]。甘露和陈娜等的研究发现佛教僧人基于佛教认识论,对游客和游览活动的态度是积极和支持的,僧人认为佛教和旅游业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但也存在一定的矛盾与冲突[40]。

 

  (二)宗教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

 

  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方面,已有研究聚焦于社区居民对旅游总体影响、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等方面的感知与态度。张俊英,马耀峰以塔尔寺景区为例,运用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结合SPSS软件进行数理统计,分析了宗教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和态度,并基于人口学特征对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差异进行比较。此外,学者们往往结合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对居民的感知和态度进行分析[41]。aulR的研究指出尼泊尔Kag和Dzong族妇女参与旅游提高了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但她们却逐渐对文化、社会和心理的控制[6];Zamani-Farahani和Musa对伊朗Sarein和Mosooleh宗教景区居民参与旅游的研究指出,旅游带来经济利益同时,对他们的宗教信仰、实践和虔诚度等造成一定影响[42];在社区居民对地方感的感知和态度上,台湾学者黄礼强和张长义(2008)的研究以台湾苗栗与新竹交界的狮头山为例,以定性研究的深入访谈和参与观察为主,探讨其作为台湾重要的宗教观光点,其地方居民对观光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感如何呈现,并指出不同区域的群体、生活场域造成居民地方感的差异,也促使居民对地方的未来发展持不同态度[43]。

 

  虽然学者们指出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积极或消极的,但是对于旅游影响的维度尚无定论。当地居民对地方发展旅游的感知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与游客类型、旅游的生命力周期、人口学的因素例如年龄、性别以及旅游的性质、游客行为、游客密度、旅游发展程度、社区归属感、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对基础资源的使用情况等诸多因素相关。Terzidou和Stylidis等通过问卷对当地居民进行调查探讨了社区居民对蒂诺斯岛的宗教旅游和它的社会经济影响的感知是积极的。居民宗教感知的基础是年龄和去教堂的频次。此外,社区居民对宗教游客的感知与普通游客不同,他们被认为是类似于社区居民群体本身[10]。潘立军和刘喜梅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南岳衡山这一宗教旅游地居民旅游感知态度的因素。研究指出社区归属感、对旅游业的依赖程度、对基础资源的使用情况等3类因素与旅游影响变量显著相关[44]。

 

  宗教社区中不同群体的旅游感知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取决于经济收益、与游客接触的频次等,并在旅游发展中不断变化。Suntikul&Dorji(2015)以定量研究的五点量表和T检验为主,结合定性的访谈方法对不丹宗教节庆的文化实践以及旅游如何影响这些节庆进行研究,并探讨当地僧侣和当地人对策秋节这一特殊宗教节庆中游客影响的感知差异,他们还指出社区群体对旅游的感知是动态变化的[45]。

 

  四、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中有关旅游对宗教影响研究的主要话题与经典案例分析,基本结论如下:

 

  (1)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的影响包括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和旅游对宗教景点的宗教物质影响两个方面。前者的研究从注重旅游对宗教旅游地社会经济环境的单方面影响(消极或积极)转向双向影响以及影响因素的探讨。已有研究回答了旅游对社区宗教产生的二元影响结果,即“旅游对宗教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的问题,而对“旅游为什么会对社区宗教产生影响”和“旅游如何对生活宗教产生影响”等问题缺乏理论层面的探讨和本土化的经验研究,即多数研究往往聚焦于旅游影响的结果,而对旅游影响过程和机制等方面探讨不足;后者研究聚焦于vq6hmIydqgVjJLQzw8yaCnbhwWx8hXLSnz1eO/1hGFo=宗教景观的资源开发、宗教景观和旅游的关系、宗教建筑的旅游类型、规模、功能等,而对旅游发展中宗教仪式物品、朝拜物的变化和宗教食物等方面缺乏关注。

 

  (2)旅游对宗教节庆、仪式的影响主要包括旅游和地方仪式的互动研究、旅游中仪式主体的“身体在场”等方面。前者研究以定性研究为主,从“客观主义”“文化原真性”“场域”“文化再生产”“传统的发明”和“旅游商品化”等理论视角展开。多数研究关注舞台化和商品化的地方仪式展演,而对未被舞台化的日常仪式活动及其原始信仰层面缺少相应的关照。后者研究旅游和地方仪式之间的互动所引起的地方文化再造、社会秩序和族群性重构等问题。研究主要关注外来游客、旅游从业者的身体展演、身体政治等层面,而对作为仪式行动主体的本地居民缺少关注[46],在旅游情境中不同行动主体的身体和仪式关系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3)宗教人士和宗教社区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方面,虽然多数学者对本地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进行了丰富研究,但是在宗教社区居民和本地宗教人士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的对比研究还相对欠缺。在宗教人士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西方语境下的基督教环境,聚焦于对影响结果的態度、感知和影响因素的分析,而对非西方语境下其他宗教人士对旅游的感知和态度方面的研究不足,对宗教社区中不同群体的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差异性分析缺乏。

 

  (二)研究展望

 

  在现代性和旅游发展背景下,宗教现象需要更多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反思。旅游与宗教并非是一方决定另一方的关系,二者是相互作用、相互生产,因此认识宗教和旅游的关系需要结合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47]。20世纪60-80年代学界开始重新关注日常生活,将日常看作是展演和富于变化的。社会科学的日常生活转向促使我们更多的思考旅游和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宗教对地方旅游业发展的反哺作用、宗教日常与旅游的意义和影响,旅游和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同宗教事件之间的微妙关系等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究的重要议题。

 

  从概念上看,旅游中没有宗教,宗教中也没有旅游,但是在现实中两者却紧密交织。Stausberg(2011)提出旅游和宗教共享的四个方面:其一,两者都关注空间和特殊的地方维持很深的联系;其二,商业化,在旅游经济中所有事物、地方、体验都变成潜在的商品,宗教也毫无例外;其三,普遍与美学有关。旅游包含了对世界的审美化。游客更多地关注与其邂逅的美丽,振奋的和有益的方面。其中一项游客最担心的就是作为美学品质的真实性。旅游所关注的真实性同样地也构造了游客的宗教体验。其四,都与身份有关,事实上,地方的营造总是包含了身份的营造,相反,身份的建构也包含了地方的建构[4]。对于前两个方面,学界已有充分探讨。未来研究还可以从旅游和宗教互动中的乡愁、美学、真实性、商品化、差异性、霸权、地方性建构等层面进行研究与探索。

 

  从实践层面看,宗教和民间信仰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旅游“乡村振兴”的国家发展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在日常实践中却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现就是地方文化舞台化过程中宗教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同质化等矛盾问题。对旅游和宗教的关系探讨,有助于协调旅游和地方文化保护、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为中国少数民族旅游景区治理提供具有前瞻性和操作性的指导措施,为少数民族旅游目的地的乡村振兴和文化多样化传承、发展提升提供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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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表日期:2021年09月11日 编辑:zx